[41]行政复议委员会机制的运行虽存在诸多难题，但这一机制对弥补复议机关中立性缺失、解决复议公正性天然不足等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此，相对人一方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被限于行政裁决，故复议申请人试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复议决定的，将缺乏法规范依据。（2）对主渠道的强调，一来要求激活行政复议相较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以便吸引当事人首先申请复议，而非直接选择诉讼。

[51]《复议修订稿》第86条规定：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调解书、行政复议意见书。因为作为学理概念的驳回复议申请跟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都是指程序性驳回，对此不可能既包括又除外。这意味着设定复议前置案件的门槛在事实上已大幅降低，故有可能颠覆《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上述原则—例外格局。《行政复议法》未规定驳回复议申请、驳回复议请求这两种决定。[48]《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59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使下列职权：……（三）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至于何为视情况，则需要通过行政实践与司法实践予以细化。[41]参见梁君瑜：《复议机关作行政诉讼共同被告——现状反思与前景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31-37页。尽管在具体制度上存在差异，但维护社会正义、限制经济上的强者、扶助社会弱者都是其最为坚硬的价值内核。

相应的宪法解释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理论论证，也就是通过探究其背后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理论来确定其含义，并转化为法律的规范性表达。其三，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社会主义发展生产的目的和途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以促进有尊严的人类生活为目标的社会平衡理念是现代各国宪法的社会国、社会主义等原则的稳定内核，而共同富裕是其中国表达。在我国宪法中，社会主义原则的实现方式除了建构制度外，还包括设定国家目标。

《苏俄宪法》和《魏玛宪法》共同建立了社会权体系与哲学，使之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性概念，成为近代宪法与现代宪法的界碑。在1979年11月会见外宾时，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的观点。

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的对应关系：第1条——社会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则应鼓励他们自愿投身慈善，以帮助社会弱者与贫困地区。甚至在部分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其宪法也开始纳入了相关规定。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是对个人的最低生存条件的确保（Sicherung des Existenzminimums）。

法教义学是围绕一国现行有效实在法的一般性权威原理，因此，对明定于《宪法》文本的社会主义规范的有效学理建构，是本土化的宪法教义学必须完成的课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吴敬琏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也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早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会报告即提出：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两者结合所形成的共同富裕理念，相较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平衡理念而言，其并不单纯强调限制经济强者、扶助社会弱者等要求，而是同时突出了实现社会平衡之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反对将社会平衡与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挂钩，代表了一种高水平的共富观。

从贯通性价值理念的标准来看，社会主义应当被作为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开篇重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在《意见》的总体要求部分，强调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农村、基层、相对欠发达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所体现的仍然是社会平衡的理念。

为此，1949年通过的《德国基本法》虽没有继承《魏玛宪法》对于社会权的清单式列举，却将社会国作为宪法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根据他的表述，集体富裕概念包括富裕和集体两个维度。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1999年通过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合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于一体，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现行《宪法》的总纲中，有关社会主义的国家目标规范主要集中于文化领域，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核心，具体包括《宪法》第19条规定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如我国《宪法》第2条确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人民主权原则，不仅贯穿和体现在整个宪法规范之中，而且成为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同时，法解释中的理论论证又不能是任意性的政治判断，而必须是基于《宪法》文本的、内在于宪法的价值观或者政治理论。相应地，我们也应当从基本原则的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与建构。

五、共同富裕的规范展开 社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具有基本原则的规范地位，其规范目标在于通过促进社会平衡、共同富裕，以实现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充分的人民民主和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是实现社会平衡的政治保障。

李龙教授指出：宪法原则不仅体现在宪法规则之中并对整个宪法规则起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宪法是国家的立法基础，它亦对其他部门法起指导作用。由于国家承担了更多的扶助社会弱者的责任，其在财政上的负担必然有赖于更多的税收。

然而，将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属性、根本法抑或国家性质，都还只是在价值论维度上表达社会主义之于宪法的高度重要性，或者说根本性，社会主义似乎还是含义不明的修饰语。从该自然段中的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四，根据渐进共享理念，共同富裕实现的整体过程，将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1982年《宪法》在经济制度方面主要突出了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上的主体地位，以及按劳分配在分配方式中的唯一地位和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其四，正确认识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统一计划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公有制基础上，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障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集体维度则要求社会主义实现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而是全体人民共享的集体的富裕，它不能也不应导致两极分化，甚至产生新的剥削阶级。

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也导致了按劳分配作为宪法规定的惟一分配方式格局被打破。确认以国营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形式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第6条至第18条则规定了国家基本制度。在此背景下，社会平衡、共同富裕的理念又有了新的政治理论表达，执政者对共同与富裕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调整。

其中，社会形成要求国家更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和经济领域，通过持续性地经济干预和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来完成社会塑造的作用;社会安全，是指公民面临年老、疾病、残障、失业等困境时，国家必须提供积极帮助，以保障公民享有合乎人性尊严的生存条件。在此基础上，《宪法》第2条第2款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而统领了《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宪法》第6条、第7条、第11条等条款则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来源：《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这就会对传统的以私法自治为原则的民法产生影响。例如，《苏俄宪法》在第17、18、20条中突出规定受教育权、劳动权与平等权。于是，1993年修宪时，中共中央不再考虑对分配制度进行宪法解释的方案，而是明确提出修宪建议。

不仅如此，在分配取向上，一改过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表述，要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法律规范根据自身特征与适用方式的不同，可被区分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

社会国原则使立法者负有义务去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历史实践表明，在自由竞争的形式下，现代社会的社会责任能够比过去更好地履行。

第3条——民主集中制原则。保障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弱者，使其享有与他人相当的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水准，是社会保障法的基本价值所在。